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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5-03 22:10 浏览次数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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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日前采访了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凭借“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警告中美两国存在爆发战争危险,而阎学通院长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阎学通         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已1年有余,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      阎学通:可以说又回到了原点。特朗普在就任不久后,不断声称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但为应对2017年秋季的访华,他缓和了这种姿态,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看起来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不过,在前些日子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种立场与1年前出任总统时基本相同。出现这种回归,显示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竞争,即使领导人有意加以改变也无能为力。      记者:有观点指出,中美有可能陷入新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您怎么看?      阎学通:首先有必要明确“陷阱”的含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提到了原有的霸权国家斯巴达和新兴国的雅典产生对立、最后发展为战争的例子。如果“陷阱”意味着无法避免战争的状况,那么,我无法赞同阿里森教授的这一观点。因为如今中美之间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险。      记者:为何能断言中美不会爆发战争?     阎学通:理由有3个。第1,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不论如何对立,都没有发展为战争。因为核武器为避免发生战争提供了保证。第2是全球化的进展。两国民众的往来飞跃式扩大。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所不曾有的状况。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跨国婚姻如此大量增加的状况下,战争无法获得两国民众的支持。      还有第3点,中美两国谁都没有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因为两国都担心,如果背负沉重的责任,将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试图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现在的中美则完全不同。反而相互将责任推给对方。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非但不会发生战争,甚至连冷战都不会有。        记者:您是说中美关系基本上将顺利发展?      阎学通:如果从不会爆发战争这个意义上来讲,那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将完全没有竞争的状态称为“顺利发展”,那将永远不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中美关系的本质在于竞争。新崛起的大国与原有霸权国家之间发生竞争是必然的。           记者:也就是说,经济层面的摩擦将更加激烈?  1 2 下页 >>

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中美“贸易战”也就不会打了。

资料图:图为2018年4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瑞艾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在香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Asia Society Hong Kong)进行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讲座宣传海报。(拖拽/保存图片可查看大图)

赵明昊  

事实果真如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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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这件事,即便从中美关系的逻辑考量,也需要一些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环球时报1月16日报道)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当思考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会是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俱乐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的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过5年。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无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认为,过去500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进入井喷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如此大的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然而,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会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如鲠在喉,即便中国在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它们仍有不小差距。人们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最终会不会建立起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但注定不会有唯一明确答案的世纪之问。

尽管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也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 成了美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们。”班农这句话,真正的价值是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其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所做的历史选择。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就会明白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美国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一、“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正是这种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导致了白宫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许多人都关注到,早在去年12月,特朗普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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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25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冲突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再往前看,这种视渐渐强大的中国为“对手”的思维,并非特朗普政府所独有。

   修昔底德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一份智库报告曾把美国的敌人按照遏制的优先循序划分为“红线”、“黄线”和“绿线”。作为“红线”的苏联首当其冲,作为“绿线”的伊斯兰世界排在最后,而“黄线”就是冉冉升起的中国。很多学者都相信,如果不是“9·11”让美国掉转了枪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可能早就开始了。

   正如同千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中国人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动不动就黑我们,特别是在拉票的时候。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在其任期内对华实行“遏制性接触战略”。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2009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宣布“重返亚洲”和实施“亚洲再平衡”计划,目标对准的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奥巴马不止一次强调,“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中国人这些年也懂得了美国人为何捧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自己有麻烦的时候。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o艾利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比如“9·11”出现了本·拉登,2008年又有金融危机,美国自己有麻烦,就开始借重中国,携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全球经济崩溃。当时的美国战略家甚至提出了G2以及中美国的概念。就像美国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约翰·格拉泽所言,“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并非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没有目标和准则。当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让美国称心如意,而且在一些层面对“美国第一”形成了挑战,遏制必然加重,并会随着霸权的惯性而升级。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也常常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霍姆斯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不断宣扬自己打败了波斯人,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特朗普政府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并无二致,无非是战略打压、战术讹诈;其真实意图也不言而喻,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意义上遏制中国发展。对此,今年4月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细数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针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处处针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坦言,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国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会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不可超越的“绝对优势”。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体现和结果。

其实,中国的发展,本不应引发美国如此“焦虑”。《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顾问史蒂夫`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说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9380美元,而美国为61690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亿中国人——约占中国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费仅为5.5美元或更低”。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0至1960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执掌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彼得·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一书中,曾详细列举“摧毁美国工作机会的八种武器”,并称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 ,将矛头直指中国。而这本书被视为“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南手册”。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越顶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有人说得好,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要求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为了确保自己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不惜打压13亿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这不是强权逻辑又是什么?又哪里有一点“历史正义”?

   1980年代可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1996年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令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二战以来,美国也曾遇到若干挫折,但从未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苏联、打败日本都视为“天定命运”,进而认定今天打压中国的发展,也是自身历史命运的必然。然而,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种“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思维,那种“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陈旧战略,既不可能让美国重建“单极世界”,更不可能阻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要忘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我们也要看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都存在阻力,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中美经贸合作对美国商界及他们联系的美国生产和消费链有着巨大利益,这些利益会冲击美国一些精英设计的对华激进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不被那些精英彻底绑架的可能性。这也是两国热爱和平及理性力量维护中美关系平稳的努力空间。

   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有利。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我们深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坚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二、为什么人们更加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编辑: 郭昊奇

   2013年7月,皮尤世界民情调查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14%,至37%;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度上升了9%,至53%。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人们可以很容易听到两国政治分析人士相互指责的观点,其中不少充斥着深深的敌意和强烈的“必胜主义”情绪。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梦》一书作者刘明福认为,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美中两国的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世纪对决”。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切尼顾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o弗里德伯格称,中美关系即使暂时得到改善,但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必然产生摩擦,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阻碍着信赖关系的构筑,今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估计会逐渐转向强硬。

   人们之所以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权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谋取利益的考量。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认知常常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认知甚至会代替现实。“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念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2008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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